林女士在房产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于2014年8月与林先生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林先生将房产出售给林女士。合同约定成交价、付款方式等。同时，双方还与居间方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合同确认居间事实的存在，林女士按成交价的2.5%向居间方支付居间服务费。其后，林女士支付定金5万元，解押款20万元，还支付了居间费。接下来过户时，林女士与林先生微信联系后，林先生却说“（成交价）太低被坑，人家出145万元”、“家人不同意”，并且拒绝办理过户，并单方退回了购房款25万元。后来，林先生真的将房产另卖他人。林女士将其诉至法院。
林先生在庭审中说，房子未能按照约定出售给林女士，原因是多重的，既有林女士的原因，即林女士提出将由第三人网签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是原合同履行主体的变更，也有自己的顾虑，因为林先生签约后才发现自己的户籍没有其他地方可供迁移。同时，合同约定在房屋权属过户登记后一个工作日至相关银行办理商业按揭贷款手续，但未对房屋过户登记时间及办理好房屋按揭贷款的最后时限作出约定，有可能导致林先生90万元的房款无法获得，遭受严重损失。《房屋买卖合同》未能履行，也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并不存在违约。即使自己违约，也是林女士违约在先。
海沧法院经审理认为，微信记录中，林先生作出“家人不同意，说户口不好放、太低被坑、人家出145万元、留着空着也无所谓”的陈述，并进而拒绝过户给林女士，可以认定房产买卖合同的违约方为林先生。据此，法院最终判决林先生承担林女士的损失。
【法官说法】
承办法官黄建和解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卖房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卖房人确认双方在微信记录中所陈述的内容，但指出房产买卖“流产”还有其他原因，且系买房人违约在先，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仅反映卖房人对价格的反悔，且卖房人并不能举证证明买房人违约的事实，从而确认违约方为卖房人，而非买房人。
连线法官
“微信”：想当证据不容易
就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法律问题，记者专访了海沧法院民二庭庭长陈基周。
陈基周解释，201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了电子数据为法定的证据类型。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媒工具，它整合了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博客、QQ聊天工具、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平台等功能，由于其便捷性，我国使用的人数已达5亿多，稳坐新型信息交流平台的首席交椅。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显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畴，由于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诉讼中作为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但微信证据要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不容易，暂且不论微信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度，微信证据要得到采信，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微信使用人就是当事人双方。因微信不是实名制，若不能证明微信使用人系当事人，则微信证据在法律上与案件无法产生关联性。微信使用人的身份确认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四个途径：对方当事人自认；微信头像或微信相册照片的辨认；网络实名、电子数据发出人认证材料或机主的身份认证；第三方机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的协助调查。
前两种方式明显带有偶然性，不能作为常态化的确认方式，后两种方式都涉及到软件供应商公司的第三方技术协助，但尚未形成良性运转的流程，自然也不可能像大家想像的由自己提交一段微信记录那么简单。
二是微信证据的完整性。此条件关涉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因微信证据为生活化的片段式记录，如不完整可能断章取义，也不能反映当事人的完整的真实意思表示。
由于缺乏明确的认证规则和专门的电子证据鉴定机构，部分公证、鉴定存在瑕疵缺漏，这些都增加了法院对电子证据认证的难度。因此，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并明确其认证规则，是目前“微信”证据发展的必然需求。
记者观察
电子证据不应只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前，互联网已不仅仅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平台，而是全面进入了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类商品买卖、金融投资、婚恋求职、学习培训……互联网的发展已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且大有取代传统方式之趋势。但是，科技产品是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道德和法律风险。如何在享受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便捷高效的“饕餮盛宴”之时，避免被隐藏在互联网之下的各种安全隐患利刃所伤，是当下的关键问题。解决此问题的方向，应为加强各类交易及服务的安全保障环节。这一环节需要多方合力予以加强保障，政府、个人、技术层面等缺一不可。
首先，政府要加强行业引导、制度规范、分类监管。引导互联网各类行业协会的建立，行业协会制定细化规范标准，对互联网各类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进行资质、身份监管，并提供信息公示平台。
其次，个体应提高规范及证据意识。生意场上，个体在享受网络或电子数据带来的便捷时，注意传统的书面材料可作补充之用，如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签订书面合同作为备份，或书面协议将双方交易往来所采取的电子邮件方式、传真方式、微信联系方式的电子身份载明。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时，注意君子协定也有必要，即俗语所说“亲兄弟，明算账”。
再次，在技术上采取引入第三方平台的方式介入。通过在不同的环节引入第三方平台的参与，解决交易安全问题。支付宝、专车服务都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如此，在纠纷发生时，电子证据将不再是岌岌可危的“救命稻草”，而是在法制规范视野下的制胜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