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总包方和分包方的合同有约定，待建设方付工程款后总包方再支付分包方的工程款，现总包方以建设方未支付工程款为由不支付分包方款项，这条理由是否成立？是否有效？
答：这个问题不同于前面已讨论过的劳务分包以及实际施工人的劳务报酬问题，也不属于《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的受特殊保护的情形。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当事人在总分包合同的约定，再看法律的规定。
提问者称，总分包合同有“待建设方支付工程款后，总包方再支付分包方的工程款”的约定，这个约定本身是合法的，总分包双方理应信守这个约定。此外，我国《建筑法》对总分包的法律责任有相应规定，《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总分包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筑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总分包应当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内容应包含权利和义务两方面，完成分包工程并确保分包工程质量是总分包双方的共同义务，而收取建设单位的工程款是共同的权利，因此，如总分包双方已约定待收到建设单位工程款再支付分包方工程款，体现的是对连带的权利即收取工程款作了特别约定，此约定符合《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无规定。据我所知，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总分包的合同如提问者所称的情形，法官一般都会按总分包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处理案件。当然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国务院（2004）78号文件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垫资后，不得要求分包单位同步垫资，这会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发生一些影响。但78号文件仍然不属于法律、法规，不带有强制性。
问题二：如分包合同中约定“等总包合同结算完毕后再办理分包合同结算”，如何规避风险？
答：这个问题实际在前面有所阐述，这里仅从规避风险和保护分包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谈，合同中有这样的约定，就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条件的合同，《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这样的条款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
作为分包人，当然是尽量避免这样的条款，但如果已经约定了这样条款，其规避风险的方法是适时行使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一旦总承包人怠于对发包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或放弃自己的债权则分包人应及时依据《合同法 》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代位权和撤销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问题三：建设部与国家工商总局制定并推广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有很多保护施工方利益的规定，但在实际招标中，招标人往往在招标文件所附的合同文本中修改合同通用条款，增加许多对施工方不利的规定，施工方投标时虽然可以对有关工期、质量、造价等竞争性项目按照本企业情况作出负责任的承诺，但不能修改合同文件，一旦中标，这些不合理、条件苛刻的合同文件就成了正式签约合同，施工方有苦说不出。国务院或建设部能否规定合同通用条款不得更改？或者规定与示范文本通用条款相违背的专用条款无效？
答：从法律上讲，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就工程建设签订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只要合同约定的内容没有《合同法》五十二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规定的无效、可变更、可撤销情形，就是有效合同，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就应当切实履行。同时，规范文本只是政府主管部门推荐使用的、一种起示范作用的文本，其本身并不是法律。因此，希望国务院或建设部强制规定合同条款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目前“僧多粥少”的建筑市场条件下，发包人的优势地位一时还难以改变，只有通过竞争淘汰一部分没有实力的建筑企业后，才可能使双方的市场地位有所改变。
我认为上述情况只是真实情况的一部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低中标、勤签证、高结算”的方针，是国际承包工程的惯例。施工企业在投标时处于弱势，有任凭招标人“宰”的感觉，但在合同签订后的履约期间，施工企业的弱势地位就会得到明显改善，此阶段施工单位如果重视合同履约管理和工程签证索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工程成本、工期，还是能弥补投标时的损失，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