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继承公证，不妨变“公证制”为“声明公告制”
家人都去世后，自家一套尚未发放的安置房，北京市民张铁成却迟迟无法拥有。他为此提起行政诉讼，但一审败诉。12月20日，北京市一中院二审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门头沟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和龙泉镇政府交房。（12月21日《新京报》）
讼争的缘起，说来也简单。房产是张铁成父母的，张铁成外公外婆有继承份额，但两位老人均已过世。这部分继承份额，张铁成的舅舅阿姨可以代位继承，但两人因早已与张铁成家失去联系，无法前来签字，所以公证处拒绝为张铁成出具继承权公证书，房屋征收办公室也因此拒绝交房，引发张铁成提起行政诉讼。
还有比张铁成更极端的案例。去年曾有媒体报道，郑州一八旬老人想卖掉一套房，被要求作“亡夫无私生子”及“丈夫的父母去世、自己无再婚”等方面的证明；宜昌一七旬老人想把父母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被要求为离世百余年的祖父母开“死亡证明”。
凡此种种，无不暴露出继承权公证机制之失：机械教条，不符实际。
其一，根据顺位继承原则，遗产继承通常只在具有共同生活关系的夫妻、有抚养（赡养）关系的父（母）子（女）——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只要相关人员存在，就不会旁涉他人。哪怕张铁成真找来舅舅、阿姨，通常也不过得一纸“同意”、“认可”而已，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僵化地把旁系亲戚的“同意”、“认可”作为顺利继承的前置条件呢？
其二，相关部门要求继承人开具种种几乎无法开到的证明，暗含“有罪推定”思维，无非意在防范其向可能存在的其他继承人隐瞒信息，进而独吞房产。可是，所谓“谁主张，谁举证”，相关部门若有此怀疑，那也应该自己去调查取证，又怎能把举证责任转嫁给相关市民，要其逐个开证明来“自证清白”呢？
其三，法定继承中，房产继承权的确认，并非只有公证这“华山一条路”。房产继承登记需作公证，源自1991年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但该通知不仅于2014年被最高法以发布案例指导的形式认为无效，而且，2016年也已为司法部正式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房产继承权公证，不该是强制性、唯一性的选择。
在今天，房产继承权公证机制，有必要向声明公告机制转型，至少也该把声明公告机制作为公证机制的一个补充。亦即，可由相关继承人登报做个房产继承的声明公告，如过了公告期无人持异议，那就直接交房过户。此次，法院二审判决中提出：“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还存在其他法定继承人，则该法定继承人也有权向张铁成主张涉案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有权与张铁成共同分割该部分权益”，就是上述观点的体现。
实行继承权声明公告机制的好处，一是可以给当事人节省费用。房产继承权的公证费，往往是房产价值的1%至2%，以百万元的房产论，公证费动辄数万元，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能避免“公证难”成为当事人继承房产的阻碍，避免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无谓靡费。
